生了娃沒人帶被迫辭職，怕沒人帶娃放棄生二胎……讓育齡夫婦糾結的托育難題，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愈加凸顯。

生了寶寶誰幫帶？怎么帶？近日，由中國計劃生育協會等主辦的中國人口與發展論壇圍繞“托育難”話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3歲以下嬰幼兒超4700萬，入托率僅5%左右

托育服務供給不足，是造成育兒焦慮和抑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說，該中心調查發現，在有0—3歲嬰幼兒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務需求的占30%，其中90%是2—3歲幼兒家庭。但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調查數據顯示，我國0—3歲嬰幼兒入托率只有5%左右。

賀丹說，現有托育機構中不到兩成是公辦的、普惠的，大多數是民辦機構。后者為了保證運行，價格較高。“我們調查發現，能接受其價格的家庭不到1/3。”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司司長歐曉理介紹，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人數超過4700萬，每年有高達1500萬以上的新生兒，但托育服務仍然處于起步階段，并承受著疫情帶來的持續影響，長期看，還面臨服務體系建設缺口較大、普惠機構高成本壓力、人力資源瓶頸制約等挑戰。

與城市寶寶相比，農村貧困和留守兒童可能更為弱勢。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李偉介紹，該基金會和全國婦聯對貧困地區5000多名嬰幼兒的調查顯示，86.4%的嬰幼兒沒有接受過任何早期養育和照護的服務，家庭養育環境也很差。

“相當多的貧困地區兒童處于‘成長環境不利狀態’。”在李偉看來，如果缺乏公共政策干預，貧困的代際傳遞，可能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身上延續。

政策“組合拳”下，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正在形成

0—3歲是嬰幼兒成長發展的關鍵階段。良好的嬰幼兒照護服務，對國民素質整體提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對消除貧困、促進社會公平也具有特殊的社會意義。

為破解托育難題，2019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0年，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政策法規體系和標準規范體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應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

為落實指導意見，有關部門打出政策“組合拳”。國家衛健委副主任于學軍介紹，國家衛健委會同相關部委研究出臺了托育機構設置標準、管理規范、登記和備案辦法等系列政策規定，開展了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等工作。

中國計生協及各級計生協還充分發揮群團組織作用和優勢，廣泛開展“優生優育進萬家”活動進行宣傳咨詢和入戶指導，并實施“向日葵計劃”，建立“親子小屋”，促進農村兒童早期發展。

“指導意見公布后，一年半的時間里，僅在工商部門登記的、有明確托育標志的企業，數量就相當于過去10年的3倍，發展勢頭很好。”國家衛健委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司長楊文莊說。

商業綜合體嵌入、社區辦點、幼兒園延伸、家庭“鄰托”、企業福利……于學軍介紹，各地也在積極探索實踐，發展多元化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模式，嬰幼兒照護服務體系正在逐步構建。

抓住“十四五”窗口期，發展普惠托育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顯示，“十四五”時期出生人口會比“十三五”時期平均每年少200萬以上。“這正好為合理調配幼兒園學位和托位、推進托育服務體系建設創造了條件。”賀丹說。

難得的窗口期內，普惠托育該怎么做？

楊文莊認為，家庭托育服務價格低，鄰里信任，嬰幼兒少有疏離感，值得大力提倡。但這種模式目前也面臨一些問題，如法律法規尚不允許以家庭自有住宅營業登記，監管不易，鄰里之間協調難等。他表示，將盡快研究家庭托育發展的管理規定和規范標準，支持家庭托育有關試點項目，并適時推廣。

中國計生協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建議，將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圍；在出生人口減少、學前教育資源有富余的地區，鼓勵“托幼一體化”，推動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將2—3歲幼兒托育服務納入以公立機構為主的普惠性學前教育服務體系。

同時，完善家庭福利政策，研究將0—3歲嬰幼兒托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抵扣范圍，探索建立育兒補貼制度；適當增加配偶護理假、家庭養育假等育兒假期，鼓勵男性參與子女照料，鼓勵家庭育兒的代際支持；鼓勵有條件的企業支持職工帶薪休假、探索彈性工作制等。

“對貧困地區嬰幼兒照護服務的公共政策干預已經刻不容緩。”李偉認為，可考慮將欠發達地區嬰幼兒照護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發揮計生協、公益基金會等組織作用，探索多樣化、全覆蓋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模式。

來源：《中國教育報》2021年01月03日第1版 版名：學前周刊，作者：新華社記者 田曉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