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兒童電影教育功能的爭論由來已久，貫穿近代電影發展始終。20世紀20年代，電影的教育功能得到社會關注，并成為爭議的焦點。在兒童是決定國家未來發展的關鍵、具有獨立于成人的主體性等兒童本位觀念的影響下，針對兒童這一特殊群體的電影教育活動即兒童電影教育成為當時社會討論的重要話題，當時的知識界出現了不同觀點相互爭鳴的局面。

　　倡導兒童電影教育功能說

　　電影是促進兒童教育的理想工具，有利于兒童品行發展。電影作為西方舶來品，傳入中國不久就被賦予“增長知識”“勸善戒惡，叫人警醒”等教化功能，蘊含著國人對電影承擔起培育民眾智識、增進國民道德素質的期許。胡愈之較早在《活動影戲發達之將來》（《東方雜志》1919年第16卷第4期）一文中指出，教育影片在學校教育方面效用極大，電影本身所具有的視聽特性能夠將知識更加直觀形象地傳達給學生，易于學生理解，能夠提高教學效率，“譬如對小學生講尼亞加拉瀑布之情形，教員雖具懸河之口，亦難使學生了解其意。若以活動影片開演之，則不及三分鐘，學生即已心領神會矣”。

　　電影是活動的圖書，具有多方面價值。王昌祉在《電影與教育》（《圣教雜志》1926年第15卷第5期）中，將電影視為活動的圖書，認為相對于文字、圖畫、幻燈片而言，電影更能吸引、激發兒童的注意力，使兒童記憶更加牢固。隨著電影的普及，甚至出現了以電影代替教育的觀點。朱佐廷在《兒童教育電影問題》（《河南教育月刊》1934年第4卷第11期）中，認同愛迭生“以電影代教育”的主張。他認為，教育電影是藝術化的教育產物，能與兒童有感情的生活和以往經驗直接發生聯系，容易引起兒童真實的興趣和學習動機。此外，電影具有愉悅兒童生活、精密兒童觀察、增進兒童智慧、培養兒童想象力、滿足兒童游戲精神、感化兒童品格等多方面價值。

　　黃玉居在《電影教育與兒童》（《現代父母》1935年第3卷第8期）中指出，兒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極強，他們對電影的需求比成人更為迫切。兒童教育影片能使兒童得到正當娛樂，擁有優良行為，增加新智識。可見，關于電影對兒童教育的功能，時人認為電影教育不同于傳統的說教方式，更具有直觀性、形象性，易于兒童理解和記憶。隨著社會各界的關注、兒童電影教育實踐的推行，教育界逐漸注意到兒童的特殊心理性，并從多個層面分析電影對兒童教育的價值。

　　反對兒童電影教育功能說

　　從電影對兒童的負面影響出發，這種觀點強調電影不利于兒童身心健康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好萊塢電影逐漸占據我國電影市場主導地位。這些電影在給人們帶來樂趣和新知的同時，也傳播了許多富有爭議的負面信息。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知識界逐漸意識到這一點，發出了限制兒童觀影、規范電影業發展的呼聲。余季美在《電影與教育》（《銀星》1927年第10期）中，較早認識到電影對兒童有負面影響，提出應該限制兒童觀影次數。他認為，有些兒童每星期看二三次或更多次電影，不僅不衛生，而且有害兒童身體健康。

　　固有的電影類型對兒童產生誤導。署名“山女”的作者在《現代電影與兒童》（《大公報》1929年7月23日）一文中明確提出，兒童不同于成人，把給成人觀看的影片給兒童看，兒童不僅不能消受，反而對他們有害，無數兒童正處在這種危機之下。這位作者還指出，當時流行的電影不適于中國兒童。文泉在《電影與兒童教育》（《影戲雜志》1930年第1卷第10期）中認為，電影會誤導兒童的行為，“看了武俠電影，便想去學仙；看了冒險的電影，便想去航海”，關于迷信和愛情的影片更無疑會對兒童產生不良影響。

　　過度商業化危害兒童觀影健康。壽衡在《兒童與電影》（《教學生活》1936年第1卷第3期）中指出，電影與兒童關系密切，但那些商業化取向占主導的影院，以賺錢為目的，多映演戀愛故事，穿插裸露鏡頭，對心理和生理未成熟的兒童有極壞影響。座位高低、離熒幕遠近，男女雜坐與吸煙環境、影片取材不當、票價過高、影片過長、電影院建筑不良等諸多因素，都會對兒童健康產生不良影響。在兒童電影院還未創設、影院未加改良以前，不適合兒童觀看的影片，應禁止兒童觀看。

　　由于兒童心智發育不成熟，往往容易對電影內容盲目模仿。特別是受制于衛生健康、時代固有的電影類型、過度商業化取向等因素，當時流行的影片以成人影片為主，多含有戀愛和裸露的鏡頭、暗殺和殘暴的情節、影院環境與兒童不相適宜等，部分知識界人士認為，電影對兒童教育是有害的，且害大于利。

　　兒童電影教育功能綜合說

　　還有學者承認電影對兒童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主張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為了規范電影行業發展，1930年頒布了《電影檢查法》。隨后，“電影檢查委員會”和“中國電影教育協會”相繼成立，電影規范運動蓬勃開展起來。

　　蔡元培在中國教育電影協會開會辭（《中央日報》1932年7月9日）中，特別強調了兒童與電影的關系，提出“兒童好模仿電影里的動作，影響最大，因此壞的影片，如淫戮荒謬之類，宜禁止放映”。他以保護兒童為由，贊同對電影實行檢查。伯珩在《電影與兒童》（《東方雜志》1933年第30卷第1期）中，首先肯定了電影對兒童的教育意義，認為電影中的故事與童話一樣，都是兒童的愛物，但故事經電影色彩和聲音渲染，給兒童的印象比童話要深刻得多，使兒童容易著魔，受教育于無形之中。為了檢測電影對兒童的實際影響，他介紹了英國伯明翰電影調查委員會所作的電影對于兒童影響的調查報告，調查顯示電影對兒童有多方面的負面影響，進而提出亟須關注電影所應承擔的兒童教育責任。

　　徐公美在《電影教育概說》（《教育與民眾》1932年第3卷第8期）中提出，既要利用兒童的模仿性、電影對兒童的吸引力，養成其向善之心，又要限制兒童的觀覽時間，避免觀看電影妨害兒童健康。他在《電影的教育底檢討》（《聯華周報》1932年第2期）中，還建議父母應在兒童觀影的時間和場所兩個方面規避電影對兒童的影響。在《談兒童電影》（《現代父母》1935年第3卷第7期）一文中，不僅介紹了歐美各國對兒童觀覽電影時間、年齡的規定，還建議從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面規范兒童觀影行為，防止兒童生理上早熟和心理上的衰頹現象。祖汾在《電影·兒童·婦女：電影與兒童》（《聯華畫報》1937年第9卷第2期）中，探討了電影對兒童正反兩方面的影響，提出讓兒童欣賞電影時要有教育目的。為防止電影院的不良影響，最好能在學校內每月映演一次至兩次有益的教育影片，每次放映一個小時左右。兒童進入小學以前，不宜觀看電影。即便他們入學后，也只能觀看教育影片，決不能看成人電影。

　　朱彤在《值得注意的兒童電影教育》（《教育與民眾》1937年第8卷第9期）中，充分肯定兒童電影教育的必要性，從視覺教學、陶冶兒童品性道德和培養民族意識三個層面進行詳細論述。同時指出，當時以營利為目的的成人本位電影，摧殘兒童心理和生理發展。為了改進兒童電影教育現狀，作者提出改良和推進兒童電影教育，在未來的發展中更加切合兒童需要，更好地灌輸科學智識，并改進電影教育設施。

　　可見，隨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電影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知識界在電影是兒童教育重要工具、對兒童的思想行為有正負面影響等方面逐漸達成共識。但是，圍繞電影對兒童究竟產生怎樣的教育效果、如何影響兒童品行、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等，知識界出現了不同觀點和爭議，且衍生出對兒童看電影的年齡、頻率、主題限制及對現有電影教育改良等問題的討論。此后，電影能對兒童培養產生巨大影響且利大于弊，成為官方和部分教育者的共識。因此，如何趨利避害，政府、學校、家庭等分別應承擔怎樣的電影教育責任，成為當時討論的重點。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津社會科學院資源環境與生態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