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職比、普職分流，這些稍顯專業的教育名詞，這兩年卻成了家長們教育焦慮的代名詞，只要一提到普職比、普職分流，馬上有家長擔心自己的孩子上不了好高中，而那些被“分流”出來的孩子則往往會被打上“差生”“問題孩子”的標簽。

其實，普職分流并不是新政策，我國1985年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明確提出了“普職分流”和“大體相當”的概念：“根據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要求，我國廣大青少年一般應從中學階段開始分流”“力爭在5年左右，使大多數地區的各類高中階段的職業技術學校招生數相當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數，扭轉目前中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的狀況。”

事實上，在這一政策框架下，尤其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等職業教育為我國培養了眾多技能人才，也為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還有一個事實是，越成熟的市場，社會分工越細，越需要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人才，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上大學、做研究、搞學術。應該說，普職分流是勞動力市場的客觀需求。

即使不從學術的角度分析，“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句街頭巷尾普通百姓口中都能聽到的話，已經很好地詮釋了普職分流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那么，為什么這么一個顯而易見、由來已久的做法會讓眾多家長焦慮呢？有沒有破解之道？“普”與“職”之間如何能各自安好呢？

在不久前舉辦的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第八屆年會上，多位專家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地分析。

普職分流焦慮背后是學歷歧視

其實，不僅是職校學生會被打上“差生”的標簽，在很多人心中，相對于普通教育來說，職業教育在教育領域中也是一個“低人一等”的存在。

“大家關注職普分流，是因為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是有所不同的。”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職業教育中心主任邢暉教授說，應該正確看待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間的關系，“他們之間沒有高低之分，只有類型之別。”

這句話已經寫進了國家政策。2019年1月，國務院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不過，現實與理想之間還存在著較大差距。

不少人說，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如同“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但是多年來，職業教育雖然在課程設置、培養標準等都與普通教育有所不同，但是它依然沒有擺脫普通教育的“衍生品”和“附屬品”的地位，因為，“我們的教育主體還是應試的，還是學歷至上的。”北京市教育學會職業教育專業委員會主任于東平說，“職業教育具有自己獨立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規律與特點，研究職業教育必須站在職業教育的立場來研究評價，不能用普通教育，即應試教育的觀點立場規律、管理辦法來研究職業教育。”

于東平說到了關鍵。按照應試的邏輯，我們很快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高學歷需要高分數，于是高分數的學生成為成功者，低分數的學生成為失敗者。

誰希望自己成為失敗者？哪個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失敗者？于是，出現了“海淀媽媽群”，他們“雞娃”、他們爭搶學區房，巨大的焦慮又創造出了一個巨大的培訓市場，培訓市場打造出的“提升一分干掉萬人”的口號把這種焦慮推到了極致，這些因素互為因果、相互作用，讓焦慮不斷蔓延。

所以，不是家長想焦慮，而是學歷歧視造成的焦慮。

值得關注的是，這種學歷歧視并不是僅存在于邏輯推理中，而是在現實中真實地存在著：求職市場長一直有一條學歷“歧視鏈”，能讓求職者在眾多簡歷中脫穎而出的依然是“985/211”、“碩士/博士”、名校等標簽。

因此，無論政策如何規定，更高分數、更高學歷，依然是學生家長不變的選擇，畢竟，誰手里能拿到offer才是硬道理。

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藥方”

職業教育身上背負的學歷歧視能破解嗎？職業教育又如何得到高質量發展？專家給出了“藥方”。

“首先，職業教育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放在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方面。”邢暉說，這個“同等重要”不應僅存在于文件中，還要落到實處，比如經費，現在還有相當多的省份在職業教育領域的投入遠遠低于普通教育，“要加大加強對職業教育的投資政策的傾斜力度，應該能跟普通教育平起平坐。”

其次是改變考試招生制度。“職教高考是一個重大變革，給高考注入了新的活力。”邢暉說，知識+技能非常符合職業教育的特點，能夠更好地培養技能型、技術型、操作型、應用型的人才。

無疑，職教高考將會給更多青年打開向上的通道，不過也有專家提醒，面對即將到來的大規模的職教高考，應該極力避免它變成以筆測、以書面作答為主的考試，“應該是把完成職業任務、真操實做的能力作為學生升學選拔的主要依據，只有這樣才能夠充分反映職業教育類型的特色、定位。”北京師范大學職業教育學院院長和震說。

另外，還要加強職普融通，邢暉提出，從幼兒園到普通高中都要增加職業技術教育的含量當然，職業教育也應該加強普通教育的課程，特別是公共文化基礎課，尤其是現在中等職業學校的定位是就業和升學并舉，更應該加強對學生的文化基礎知識的教育。

“說到職業學校，很多家長首先不考慮孩子能不能學到技術，而是會不會學壞。”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楊東平說，不容忽視的是，職業教育當前的尷尬地位，確實有政策的原因，但“內力”不夠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很多專家持有相同觀點，和震介紹，當前職業學校與普通學校之間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好的職業學校招生分數超過普通高中，但是基本辦學標準不達標、教學質量受社會詬病的中等職業學校也占到了相當大的比例。

提升自身的辦學質量不少地方進行了很好的嘗試，不過專家們普遍認為，職教發展模式“沒有最好，只有最適合”，“只要適合當地經濟和老百姓滿意的都可以試，但是哪個好辦法都不應該是唯一的辦法。”邢暉說。

“普職分流”不應該搞“一刀切”

“普”與“職”應該分流，似乎能夠達到共識，但是“普”與“職”之間各占多少比例依然存在分歧。

“‘職普比’存在爭議反映出國家需要與家庭以及個人需要之間還存在一定的脫節。”和震說，從國家的整體需要和長遠的安排來看，實現“大體相當”是一個長期的追求；從個人層面來看，每個家庭、每個學生都有權利自由選擇自己接受教育的類型和層次，而且這個權利是應該得到國家的保護。

的確，我國已經提出“十四五”時期要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老百姓對教育的期待已經從“有學上”轉為“上好學”了，那么選擇更優質的、更好的、更符合個人訴求的教育應該是高質量教育的應有之義。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規定普職比“大體相當”是不是有失公平呢？

“其實，完全不受制約的教育選擇權是不存在的，”和震說，而且學生和家長也可能存在一些自我認知的偏差，這種情況下的選擇也不一定是理性的。“需要從一些宏觀的角度加以引導和干預，在合理的條件下進行的干預不應該視為有違教育公平的行為。”

如何干預才算合理？如何引導才能讓“普”與“職”各自安好呢？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田志磊提出在“事業有利”原則和“多數同意”原則的大框架下分流。

“職業教育的辦學路徑有兩條：一是，老百姓要什么就辦什么。二是，辦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教育。”田志磊說，只有很少的改革會出現“事業有利”原則和“多數同意”原則同時滿足的情況，多數改革，很難做到同時兼顧兩個原則。那么當兩個原則無法兼顧的時候，不能只顧短期的滿意，還要看到更長遠的利益。

可以確定的是，眾多專家都表示無論采用怎樣的分流方式和比例，都不應該搞“一刀切”。“應該把這個權力給到各省、各地市，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和老百姓的需求去考慮。”邢暉說。

和震則建議，在職普分流及普職比的政策設計上要堅決避免簡單化的行政指令，應該把追求職普比的均衡發展與加強對職業教育的規劃保障、資源投入、提高辦學質量、辦學條件水平等等各方面實現同步發展，讓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在投入、質量等各方面都大體相當，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引導和滿足家庭、社會多樣化的教育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