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堅持和擴大教育對外開放政策和“一帶一路”倡議指引下，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呈蓬勃發展之勢。職業教育走出去可有效推進職業教育國際化、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落實、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雖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并積累了一些辦學經驗，但尚處于起步階段，在配套政策、管理方式、師資隊伍、教學方式等方面還需完善。本文從加強頂層設計規劃、健全保障機制、優化辦學形式、加強風險防控等方面著手，探討推動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具體路徑、方法及前景。

[關鍵詞] 職業教育；走出去；境外辦學

當前，我國教育現代化全面提速，教育對外開放持續深入，加強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洲國家的職業教育交流與合作已成為教育交流的重要方向，職業教育走出去正引起各界廣泛關注。全面深入研究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價值意義、現狀問題并提供發展對策，對保障并推動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和高質量發展具有一定借鑒作用。

一、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本然價值”

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門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印發實施，加快推進《意見》貫徹落實，中國職業教育作為教育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責無旁貸。

（一）服務就業，促進交流，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處理國際關系最具建設性的綱領，與國際社會最前沿理念和主張，即“教育是全球共同利益”形成共振。[1]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的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不僅是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國力不斷增強的客觀需要，也是職業教育自身發展的現實需要。

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聯系最為緊密，與就業和民生關系最為直接，是培養技術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徑。2016年啟動的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將職業教育列為重要內容。職業教育以滿足個人就業需求和工作崗位的客觀需要為目標，相比其他類型的教育，更貼近和服務民生，尤其對于不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發展水平更直接關系就業生存問題。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可為合作國培養大批應用技術型人才，有效提升就業競爭力。同時，伴隨著職業教育走出去，將中國優質職業教育和產品技術帶出國門與世界分享，在職業教育領域搭建技能傳播與人文交流的平臺，可促進各國民心相通，維護人類文化和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推動構建更加緊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校企攜手，軟硬聯通，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落實

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教育部等部門相繼出臺支持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的政策，尤其是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門印發的《職業教育提質培優行動計劃（2020-2023年）》明確提出實施職業教育服務國際產能合作行動，加快培養國際產能合作急需人才，提升職業教育國際影響力，到國（境）外辦學、與產能合作國遠程教育培訓合作，推進“中文+職業技能”項目等工作任務，[2]對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提出要求，指明方向。

2016年，中國首次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中國企業走出去成為常態，而用工難則成為制約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在此背景下，校企合作“組團出海”成為職業教育走出去的主要方式。以電力行業企業紛紛出海為例，這些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承接了大規模電網工程建設與清潔能源電力發展投資建設，這些“硬建設”的大規模開展需要大量人員和技術“軟資源”的支持，而合作國由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原因，無法滿足上述要求。采用校企合作“組團出海”方式，根據企業要求在合作國當地進行訂單式招生培養，既可滿足參與各方的發展需求，又充分發揮參與方的各自優勢，真正實現強強聯合，盧旺達恒華職業技術學院就是典型案例之一。

（三）順應潮流，積累經驗，促進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

據教育部公布數據，截至2021年6月，全國高職（專科）院校已達1482所。高職院校在數量上占據了我國高等教育半壁江山，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職業教育體系，初步具備了走出去的實踐基礎。2017年，天津市第二商業學校和英國奇切斯特學院合作建立的“魯班工坊”正式揭牌運行，通過在英國開展中餐烹飪學歷教育和技能資格證書認證，將專業人才培養標準納入英國國家職業資格框架體系，成功實現了中國職業教育標準的境外輸出與國際認證。職業教育走出去在系統培養本土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服務中國技術和企業落地生根的同時，也倒逼國內院校淬煉內功，助推專業、課程和資格標準與國際接軌，有效拓展教師國際視野，提升國際化教學能力，促進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

二、“實然分析”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

隨著我國教育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升，職業院校通過反復摸索和實踐，提出“中國企業走到哪里，職業教育辦到哪里，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到哪里”的理念。2012年，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與紅豆集團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成立職業培訓中心；2015年起，有色金屬礦業集團協同國內職業院校在贊比亞探索設立職業教育機構；2016年，寧波職業技術學院在貝寧成立中非（貝寧）職業技術教育學院，天津渤海職業技術學院在泰國建成第一個“魯班工坊”。這些早期探索為成規模走出去辦學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十三五”時期，我國職業院校積極響應走出去辦學號召，涌現出包括天津“魯班工坊”、浙江“絲路學院”、江蘇“鄭和計劃”、四川“熊貓學院”、甘肅“岐黃學院”、江西“天工學院”、水利水電類院校“大禹學院”，教育部“人文交流經世項目”的“經世國際學院”、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中文＋技能中心”，以及院校自設的“燕趙學院”“祖沖之學院”“六藝學院”等百花齊放的多樣化辦學品牌。辦學類型、層次和專業領域不斷擴展，辦學成果持續凸顯，為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提供了有力的教育服務支撐，成為職業院校國際化辦學的重要抓手。

在境外辦學方面，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形式已較為多樣，包括獨立或合作設立海外分校、培訓中心、研究中心，合作開發教學資源和項目，開展多層次職業教育和培訓，其中，在合作國設立海外分校是最為重要的形式。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至今，全國共有43所職業院校開設了48所不同形式的海外分校，以常態化、系統化學歷教育為主，按照中文+文化+職業的模式，把中國優秀職業教育成果輸出到當地，推動當地職業教育發展，助力與沿線國家產能合作。2018年，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與紅豆集團聯合申辦的西港工商學院獲批成立，是中國首個高職院校在海外成立的校企合作股份制應用型本科大學。還有諸如江蘇海事職業技術學院分別與新加坡韋力集團、緬甸泰華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成立船員學院，構建跨境校企合作培養航海國際化人才的運行機制，在教學資源建設、人才國際化就業等方面取得較好成效。

此外，政府部門資助的對外援助教育項目、走出去企業與職業院校共同設立的職業技能培訓中心和研究中心，也為解決合作國人才缺乏起到了良好作用。寧波職業技術學院早在2007年就開始承辦國家級援外培訓項目，建立了中國職業教育援外培訓基地，為印尼、斯里蘭卡等110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培訓了1454名產業界官員、職業教育官員和教師。[3]

我國職業院校在走出去探索實踐中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整體來看仍處于起步階段，還存在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

第一，缺乏相關政策制度和國別研究。由于起步較晚，探索實踐經驗較少，我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相關政策法規還不完善。2010年至今，國家相繼出臺《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等30余個教育國際化相關政策，但多為教育領域的指導意見，一方面缺少國家層面教育、商務、外交、文化等多領域多層次的整體性方案，另一方面專項政策法規較少且缺乏相配套的可操作性實施細則。走出去辦學還面臨辦學環境背景迥異，教學體制、教育體系不同等諸多挑戰。現有區域與國別研究基地大都零散分布在各高校，在深入了解合作國的傳統文化、經濟特點、教育水平等情況，因地制宜制定培養方案、教學標準、章程制度、實習計劃方面尚未形成合力。

第二，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尚顯滯后。當前，我國職業院校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水平與走出去發展還存在差距。一是語言方面，缺乏大批可以從事雙語教學的專業課教師，尤其缺少精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小語種的教師。二是國際職業資格證書方面，我國具有國際專業機構認可的職業資格證書的專任教師數量僅占21%，專業教師業務水平未得到國際認可，國際化教學工作開展受到一定影響。

第三，海外教學數字化建設相對落后。相較于國內比較廣泛的線上線下數字化融合技能培訓，我國職業院校在海外教育的現有培訓方式數字化程度較低，教學方案、計劃、標準、考評等環節缺少必要的數字化技術支撐，教學培訓標準化程度不高。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原有國內高職院校+海外當地院校的聯合辦學傳統模式面臨著數字化轉型的挑戰，亟需充分利用數字化手段建立便捷的技能培訓模式。

第四，走出去辦學持續性、盈利性較差。限于合作國資源與發展水平等多方因素，海外職業教育面臨著師資不穩定、盈利能力不強等問題。主要表現在國內優秀師資不適應海外環境、待不住的情況比較普遍；來華參加職業培訓的留學生與合作國師資培訓周期較短，短時間內無法培養優秀師資；海外建設學校或培訓基地運營成本高，生源不確定性較大，經營持續性差。

解決以上問題，需進一步加強政府、職業院校、行業企業以及各界人士的交流合作，為職業教育走出去尋求更為廣泛的支持。

三、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的“應然思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非洲及“一帶一路”沿線多國面臨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一方面恢復經濟急需技能型人才或工人；另一方面，原有的留學生引進來模式受到疫情阻隔，需要在現有的人力資源開發模式上優化升級。因此，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勢在必行。

（一）加強頂層規劃，提供智庫支持

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在性質上屬于境外辦學，2015年國務院取消了高等學校境外辦學實施專科教育或非學歷高等教育審批的教育行政審批事項，國家對高等學校境外辦學活動已由行政審批的直接管理轉向政策指導的間接管理。2019年，《高等學校境外辦學指南（試行）（2019年版）》正式發布，對高等學校境外辦學提供實操層面的技術指導。可以說，單從教育領域來看，相關政策已經比較健全，但走出去辦學不只是教育問題，還與外交、商貿、文化等領域存在融合交叉，運行過程中存在著多頭推進問題，缺乏明確的全國性和跨部門協調、監管和推進機制，資源籌措和投入分散，難以形成影響和實現效益最大化。

為此，需要建立多部門協調機制，加強頂層設計和布局規劃。一是協調政府、院校、行業企業、社會組織尋找共同發力點，合理調配資源，形成良性發展的局面。二是加大統籌力度，完善政策和法律支持。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是促進教育國際化發展的重要推手。借鑒美、英、法等國經驗，由國家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和制定專項計劃支持職業教育走出去發展。三是多渠道增加經費投入。采取政府、企業和社會分擔機制，可借鑒德國《聯邦職業教育法》，明確參與職業教育的企業承擔為職業教育提供資金的責任。設立專項發展基金，吸引多元資金參與，助推職業教育走出去發展。四是組建國際職業教育發展智庫。政府相關部門可聯合職業院校開展前期調研，深入研究合作國的經濟、法律、宗教、風俗、歷史等，促進政府有針對性制定服務職業院校走出去的政策，引導院校根據國別國情研究辦學對策，調整辦學模式。

（二）健全保障機制，提高辦學水平

提升職業教育走出去水平關鍵在于提升辦學質量，完善的保障機制是提高辦學質量的重要條件，可著重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建立在地化師資培養體系，打造高素質教師隊伍。一方面充分利用合作國現有和潛在的職業教師資源，通過教師培訓，有效緩解當地職業教師數量不足問題；另一方面對國內公派教師進行在地化知識學習培訓，緩解跨文化教學中的水土不服。

第二，輸出中國教育標準，服務“一帶一路”建設。鼓勵支持有條件的職業院校參與開發國際通用專業標準和課程體系，推出一批具有國際影響的高質量專業標準、課程標準、教學資源。充分發揮我國職業教育資源優勢，以技術、服務、標準及理念輸出為統領，推進職業教育技術設備、教材、課程架構、教學項目、教師海外授課、教學管理、專業標準、教學方案與評估認證體系以及職業教育整體解決方案的輸出。

第三，走特色發展之路，樹立中國職教品牌。堅持“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的辦學發展之路，凸顯特色專業建設，創新“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例如，在基礎設施建設快速發展的國家，優先推進工程機械類的操作技術人才的培養，鼓勵參與工程建設的中資企業提供培訓后的實習與就業機會，實現網上理論學習與模擬、線下真機操控與實訓、課后實習與就業一體化，培育出榜樣性、示范性項目，打造職業教育的中國品牌。

（三）優化辦學形式，促進持續發展

第一，校企良性互動，深度產教融合。采用校企雙主體共同育人模式，提升人才培養精準度。作為供給方，企業要對職業院校人才和技能的培養制定明確方向，指導其深化開展課程教學改革，重構課程體系。職業院校需要根據發展需求適時調整專業設置，優化人才培養方案，主動與行業企業協調制定人才培養標準，共建專業教學標準，確保能夠服務于產業和社會發展需要。同時，依靠企業力量解決職業院校走出去辦學中遇到的經費、設備等部分瓶頸問題，以深度產教融合推動走出去辦學形成良性循環。

第二，校際聯合辦學，實現強強聯合。為解決學科專業單一、辦學資源緊張等問題，匯聚多所合作院校優質教育資源，形成強強聯合、優勢互補的合作共建機制，探索實踐多校“抱團”共建的海外辦學模式。

第三，應用前沿科技，搭建一體化平臺。融合數字技術的職業技能培訓是職業培訓的重要支撐。職業院校、信息化企業和有海外業務的企業可共建互聯網+職業教育培訓一體化平臺，網上理論教學與線下屬地化實訓同步推進，為非洲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的人力資源建設貢獻中國智慧。

另外，因境外辦學涉及因素多，可采取合作國提供辦學場地、教學設施等硬條件，國內職業院校提供教師和課程等軟條件的輕資產辦學模式，既能降低辦學風險，又能降低辦學成本，促進職業教育走出去可持續發展。

（四）加強辦學監管，防范辦學風險

職業教育走出去需要在國際國內兩套制度法規和辦學要求框架內運行，面臨政治安全、司法安全、財務安全、人身安全、教學安全等多重風險點。同時，走出去辦學屬于新興自發教育服務行為，會遇到經費、設備、教師、課程無法順利走出去的瓶頸問題。因此需要建設科學完備的風險防范和管理體系，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及創新性解決問題的路徑和方法。一是要建立健全職業院校內部走出去發展監控系統，從校、院、系部等層面對學校走出去的項目及活動進行全面監督，確保對實施現狀和成效有清晰、全面的認知，為當下及今后的走出去發展戰略指引正確方向。二是要切實加強走出去發展戰略質量評估隊伍建設，吸引國內外職業教育專家學者、國際和跨國企業中的專業技術人員以及職業院校一線教師和管理人員作為評估隊伍的主要力量，確保職業教育走出去戰略評估的針對性、客觀性及全面性。實現全過程閉環質量監控，防范各類辦學風險，確保項目建設的高質量與可持續發展。（作者李長波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學黨委校長辦公室副研究員；王陽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助理研究員。本文為南京信息工程大學2021年統戰理論研究課題資助項目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高文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我國職業教育國際化的航標[J].職業技術教育，2018(33)：31-36.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教育部等九部門關于印發《職業教育提質培優行動計劃（2020-2023年）》的通知[EB/OL].(2020-09-3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zcs_zhgg/202009/t20200929_492299.html.

[3] 陳健.跟著企業走出去[J].教育：綜合視線，2017(5)：23-24.

來源：神州學人（2021年第11期）

作者：李長波 王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