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們的教育生態正在一步步遭到破壞，孩子們視力下降、睡眠不夠、運動不足、健康受損；學業壓力劇增，孩子們沒有時間玩耍，找不到人交朋友，不想勞動、不會勞動、不愛勞動；有心理障礙的兒童增多，他們生活枯燥無趣，不知發展方向，價值感偏差，意義感下降。

為此，黨中央、國務院近年來多次發文要求加強勞動教育，發布減輕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雙減”政策，教育部系列推出“五管”（作業、睡眠、手機、讀物、體質）措施，希望能夠標本兼治地優化教育生態，推動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保護兒童身心健康。近日，經過多年的立法調研，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確定了家庭、國家和社會在促進家庭教育中各自的責任，明確了“各級人民政府指導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學校社會協同育人機制”。

今年正值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誕辰130周年，先生倡導的“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的教育追求、“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以及“教學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對當前的教育改革同樣意義深遠。

真教育要樹立培養 “真人”的教育目標

何謂“真教育”？陶行知先生認為“不能解決問題的，不是真教育”“逃避現實的不是真教育”；先生還認為“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動，唯獨從心里發出來，才能打到心靈的深處”。從他的論述中可以總結出，“真教育”是真情地面對真實的兒童，培養兒童能夠直面真實的社會，用行動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中國的道德和宗教教育》一文中，陶行知先生說：“在所有情況下，必須承認兒童的心理特征，必須重視社會意義，必須提供實際參與的機會。必須根據兒童發展各個階段的特點，引導他們接觸社會，了解各種社會需要——貧窮、疾患以及磨難……一言以蔽之，必須將他們置于博愛、服務、犧牲的社會溫床中，教育他們自發地去獻出愛心、參與社會服務、自我犧牲。”

要想達到這一“真教育”的育人目標，家庭、學校和社會就不能各自為政，學校不能只是想著學校榮譽，只做“考什么學什么”的應試教育；家庭不能只狹隘地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社會組織更不能只考慮自身利益而忘記社會責任。不培養對社會產生情感、對改造社會擁有熱情和責任的公民，就不是真教育。

因此，家校社要在“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目標的指引下，平衡協同各方訴求，培養孩子們寬廣的胸懷、社會的責任擔當意識，給他們創造面向現實社會的機會，努力提升培養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達到行知先生認為的“教育最重要的事是給學生一種改造環境的能力”的目標。

真教育要努力發展生活教育而不是畸形的智力教育

任何教育目標都需要有相應的課程保證其實現，要培養能夠“改造環境”的全面發展的真人，就需要給孩子完整的生活。行知先生認為：“課程包括了生活中的全部內容。一切課程即生活，一切生活即課程。沒有課外活動，這個詞本身就不符合我們的教育哲學。”

孩子的生活和課程是一體化的，脫離了生活的課程必然是片面的、狹隘的和僵化的。在分析當時鄉村教育時，陶行知發現鄉村學校不能注意農人的需要，不能適應鄉村的需要，給孩子唯一的東西“就是書本知識”。他倡導“社會即學校”，認為“到處是生活，即到處是教育；整個的社會是生活的場所，亦即教育之場所”，要“努力發展整個的生活教育，而不是辦畸形的智力教育”。

當下，我們家、校、社三育在陶行知所言的“畸形的智力教育”的路上越走越遠，孩子在學校一度只是學習知識，且是和他們生活經驗相隔離的書本知識；為了讓孩子取得好的成績，保證孩子在學校的選拔中獲得暫時性的、比較性的優勢，家長也卷入其中，主動幫孩子補習功課，報各種課外班，甚至在學校開展的素質教育改革浪潮下，依然不斷加碼孩子的練習，直接導致了孩子過重的學業負擔，研究者不禁感慨“教育改革要從教育家長開始”；社會教育在資本的推動下更是推波助瀾，迎合家長渴望孩子競爭和成功的需要，在校外提供了各種“超前學習”的課程，讓孩子在學業上搶跑，導致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被破壞，不少學校在家長心目中成了考試選拔評比的場所，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習場所。難怪“雙減”文件中提出了“學生學習更好回歸校園，校外培訓機構培訓行為全面規范”的工作目標。

片面的教育內容讓孩子們失去了真實的生活，遠離了社會，精神世界變得萎縮而壓抑。在陶行知“整個生活”的真教育思想引領下，家庭教育要鼓勵孩子多參與家務勞動、家庭事務的民主討論等家庭生活，學校教育要進行課程生活化的改革，提升課程的生活性與趣味性，吸引孩子更富激情地參與課堂學習；社會要開放更多的空間，讓學校和家庭能夠在豐富的社區場景中開展更為有效的家校社協同育人活動。

真教育要創新家校社協同教育的工作機制

陶行知的“真教育”思想是立足本國實際的教育，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正處于積貧積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因此，他針對當時中國農業人口占大多數且大多為文盲的社會現實開展“平民教育”，給百姓提供的4冊通俗讀本以大約1200個最常用漢字為基礎。在教文盲識字上，行知先生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創造了平民學校、平民讀書處和平民問字處，不僅讓平民在學校識字，還在家庭、商店等處組織大家識字，可謂時時處處都可以識字。

陶行知先生把辦教育比喻成給人做飯吃，一種是開飯館，即開辦平民學校，另一種是在家做家常便飯，“平民讀書處就是一種家常便飯的平民教育”。這應該是陶行知創設的家校社協同教人識字的有效工作機制。

在教育內容上，行知先生更強調教育要與社會聯合，他在《教育的新生》中強調：“不運用社會的力量，便是無能的教育；不了解社會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他認為教育要想成功就需要進行“大規模聯合”，并認為教育要與農業攜手，要與銀行、科學機關、衛生機關、道路工程機關等充分聯絡，用以破除迷信、預防疾病、改良路政等。

在教育方式上，行知先生根據當時女教師數量少、封建勢力不贊同男教師教女學童及婦女的實際情況，創造了“小先生制”，“讓學童在學校結束了一天的課程回到家之后，將所學知識教給自己的親屬和鄰居”。在《新大眾教育運動》一文中，他說：“我們的教育不局限于校園的形式。任何有人居住或聚集的地方實際上就是一所學校，因為真正的教育來源于生活中的碰撞。因此，我們的學校可以是庭院、亭子間里、街道上、商店里、鄉村廟宇和兵營中。整個社會都是我們的學校，全部生活便是我們的課程。”

真教育，是和生活一體化的教育，是遇到困難從不退縮，是動員家校社中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來改造社會的教育。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智慧歷經百年回響不絕，在家庭教育立法喚醒全民教育責任意識的今天，尤其可貴，也值得我們紀念與思考。

（作者單位系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本文系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專項項目“南京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協同育人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1YB15］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1年11月07日第4版 版名：家教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