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落地后，部分家長開始審視過重學習負擔對孩子身心的傷害，但也有不少家長依然在為“雞娃”奮戰。廈門某小學家長林女士對記者表示，面對全市中考要將近半學生分流至職業學校的情況，自己很難不焦慮。

    林女士并不是孤例，在一些家長眼中，決定孩子是上普通高中還是上職業學校的中考，比高考的競爭更加激烈。

    自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出臺后，普職比大體相當這一政策已經推行30余年。近年來，為何許多家長為孩子上普高還是職校而焦慮？在今天，我們應當如何看待職業教育？我們又需要怎樣的職業教育？

    普職分流不是教育焦慮的根源

    上世紀90年代是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的高峰期，進入中職院校和普通高中的學生比達到6∶4。隨著高校擴招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中等職業教育受到了一定沖擊。近年來，全國中職招生規模占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總數的比例穩定在40%左右。

    在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徐國慶看來，隨著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家長和學生對普通高中的升學意愿更加強烈。

    “在一定程度上，一些被資本裹挾的校外培訓機構，出于自身利益制造和販賣教育焦慮，加之家長對職業教育的了解不足，加劇了家長因普職分流產生的升學焦慮。”浙江省杭州市教科院副院長洪彬彬分析。

    如果中考不進行普職分流，情況會怎樣？“家長們的焦慮會從孩子能不能上高中，變成能不能上重點高中。”洪彬彬表示，多元智能理論認為每個孩子的優勢智能是不同的，職業教育為那些不擅長掌握陳述式知識和學術性思維的孩子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因此，“普職分流非但不是教育焦慮的根源，還是教育焦慮的‘解藥’”。

    “從普職比例大體相當的政策表述來看，是留有一定余地的，不是‘一刀切’。實踐中，各地應根據區域教育發展水平、程度和階段以及普職現實狀況，進行一定的靈活多元安排與探索。”北京市教科院終身學習與可持續發展教育研究所所長史楓表示，普職分流不僅是教育內部的事情，也涉及家庭、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認知，涉及人才觀、就業理念、收入分配等，推進普職比例大體相當需要把工作做得更細、宣傳得更到位，讓家長了解到職業教育的變化與改革，提升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度、接納感。

    職教、普教都能讓孩子成才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職業學校教師崔夢雅向記者介紹，六七年前，在杭州就業市場上，幼師崗位還允許中職畢業的學生考編。當時，這一專業一半的畢業生會以這種方式直接就業。近年來，隨著用人單位對學歷要求的不斷提高，直接就業的中職生大為減少。

    社會學歷水平普遍上升、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長，還有必要進行普職分流嗎？

    徐國慶表示，就像普通教育需要有大中小各層次的學制教育一樣，作為類型教育的職業教育，也需要有中等職業教育。

    “美國的綜合高中實際上也是分科教育。這些綜合高中體量很大，往往是多校區辦學，傾向于職業教育的學生和選擇學術型道路的學生，在內部其實也是分開的。”徐國慶介紹，其實在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各地已經出現了建設綜合高中的探索。

    “分流不是目的。”史楓認為，“在我們討論普職分流的同時，更要看到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這兩條路其實是殊途同歸，都是為了給孩子最適合的教育，都是為了每一個孩子都能成才、都能全面發展，并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

    樹立多元人才觀緩解教育焦慮

    秋季學期開學后，崔夢雅所在的“學前教育”專業更名為“幼兒保育”專業。

    今年上半年，《職業教育專業目錄（2021年）》頒布，對中高本專業進行了調整，首次完成了中職、高職專科、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專業目錄的一體化設計。

    在中職教育基本完成就業功能后，專家們認為，中等職業院校的辦學定位應該向職業基礎教育轉變，這就需要中職教育與高職、本科層次教育實現更好的銜接和連通。

    徐國慶表示，長期以來，中職、高職各自發展，在教學內容、培養目標等方面缺乏有效銜接，“這次專業設置的一體化設計，是推動中職教育從就業導向的辦學定位轉向職業基礎教育的有力抓手”。

    “之前中職、高職都開設學前教育，但是在教學內容、課程設置上有很大重疊。專業名稱的調整，意味著中職在職業教育中的地位、角色會更加明確和清晰。”崔夢雅表示，隨著專業名稱的調整，下一步，如何調整教學內容、細化人才培養目標，仍需要不斷探索。

    “長期以來，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目標不夠清晰，比如高素質勞動者、高水平技能技術人才，如何細化呢？下一步，還需要進一步細化不同職業教育層次的培養目標，明確中職專業的教學標準，在教學內容上確定不同的區分度和銜接安排。”徐國慶表示，尤其要探索使中等職業教育發揮職業基礎教育功能的職教高考制度，進一步拓寬中職生升學途徑。

    史楓表示，不能將職業教育變成升學教育，決不能把職業教育學歷提升變味成“唯學歷”。

    “如果一味追求學歷提升，未來難道每個人都要讀到博士才能有光明的未來嗎？”在史楓看來，家庭、社會和用人單位都需要直面“什么樣的人方能稱之為人才”的疑問，必須樹立多元人才觀和發展人才觀，逐步破除學歷和職業崗位之間的剛性對應關系，可能才是緩解當前普遍教育焦慮的有效路徑。

本報記者 梁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