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人數超過4700萬，事實上他們的入托率只有5%左右。特別是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以來，公眾關于生養經濟成本高、無人照看、影響職業發展等方面的后顧之憂，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那么，困擾不少家庭的“托育難”問題到底該如何解決？各部委又打出了哪些“幼有所育”的“組合拳”？

托育服務供給不足是造成育兒焦慮和抑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發現，在有0~3歲嬰幼兒的家庭中，有托育服務需求的占30%，其中90%是2~3歲嬰幼兒家庭。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說：“0~3歲包括學前教育是整個孩子的成長養育期間成本最高的，但這個階段沒有納入到我們的義務教育階段，都是由家庭來承擔。社會上已經有的這些托育的機構不到兩成是公辦的、普惠的，大多數是民辦機構。為了保證運行，價格還是比較高的，我們也調查到，能接受價格的家庭不到1/3。”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社會發展司司長歐曉理介紹，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人數超過4700萬，每年有高達1500萬以上的新生兒，但托育服務仍然處于起步階段，并承受著疫情帶來的持續影響。長期看，還面臨服務體系建設缺口較大、普惠機構高成本壓力、人力資源瓶頸制約等挑戰。歐曉理介紹：“正在推動將托育服務有關內容納入‘十四五’規劃《綱要》，以及編制‘十四五’托育服務體系建設規劃。我們聯合衛健委開展了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重點推進綜合型托育服務機構和社區托育服務設施建設，著力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務有效供給。”

與城市嬰幼兒相比，農村貧困和留守兒童照護更為弱勢。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李偉介紹，該基金會和全國婦聯對貧困地區5000多名嬰幼兒的調查顯示，86.4%的嬰幼兒沒有接受過任何早期養育和照護的服務。李偉說：“我們建議，對有關部門、社會組織已經實施并證明有效的兒童早期干預項目，要及時總結經驗、示范推廣。‘十四五’時期，可考慮將欠發達地區嬰幼兒照護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至少進行區域的試點，中央和省級政府給予資金支持。”

為破解托育難題，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提出，到2020年，嬰幼兒照護服務的政策法規體系和標準規范體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應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機構。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學軍表示，國家衛健委會同相關部委研究出臺了托育機構設置標準、管理規范、登記和備案辦法等系列政策法規，開展了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等工作。

于學軍說：“各地積極行動探索實踐，以商業綜合體嵌入、社區辦點、幼兒園延伸、家庭‘鄰托’、企業福利、互聯網+、直營店、加盟店多元發展等，一批托育行業的民族品牌逐漸發育成長。”

自2019年國辦指導意見公布后，僅在工商部門登記的有明確托育標識的企業，數量就相當于過去10年的3倍。國家衛健委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司長楊文莊認為，托育服務應該多元發展。他說：“要求地方政府在新小區建設的過程中，將托育服務一體化；在老舊小區的改建過程中，要把托育服務納入其中。也鼓勵用人單位，特別是機關企事業單位率先建立一些福利性的托育機構。另外，積極推進家庭托育點建設，讓更多普惠就近托育為家庭所接受。”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顯示，“十四五”時期出生人口會比“十三五”平均每年少200萬人以上。中國計生協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表示，解決“不敢生”的問題，關鍵是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王培安介紹：“將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范圍。在出生人口減少、學前教育資源有富余的地區，鼓勵‘托幼一體化’，推動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將2~3歲幼兒托育服務納入以公立機構為主的普惠型學前教育服務體系。

王培安認為，同時還要完善家庭福利政策。將家庭作為基本福利單元，推動出臺相關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研究將0~3歲托育費用納入個人所得稅抵扣范圍，探索建立育兒補貼制度，減輕家庭育兒經濟壓力，并且優化產假、育兒假制度。

王培安說：“推行女性就業保障和性別平等制度，適當增加配偶護理假、家庭養育假等育兒假期，鼓勵男性參與子女照料，鼓勵家庭育兒的代際支持，創造家庭共同承擔養育責任的良好氛圍。鼓勵有條件的企業支持職工帶薪休假、探索彈性工作制等。”